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

【内容摘要 :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拥有古希腊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和基于其上的、西方独有的严格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契约精神与法律制度;然而这与历史事实截然不符——欧洲这两场“革命”都是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的产物。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为单位、以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利润竞争和市场扩张为目的、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的“丛林竞争”史。欧洲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不过是欧洲数百年血腥的原始工业化积累完成之后,又经过百年殖民掠夺下的工业革命洗礼,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尖锐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是被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催生的和社会主义运动倒逼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列强当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欧美工业国集团在完成各自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又继续利用新的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前所未有的生产技术、军工武器、知识专利、新闻媒体与对“普世价值”阐释权的肆意垄断,继续操控全世界商业、工业、军事、政治及意识形态数百年。然而,当21世纪的全球生产力中心和产业链从欧美转移回亚洲后,随着经济基础的瓦解,披着“普世价值”皇帝新衣的西方文明时代和“新自由主义”与“空想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将会终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机器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规范、统一的大市场与自我输血的产业升级能力,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基于后发优势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业革命。因此,爱德华国王七世以国家、国家能力、产业政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欠发达国家进入工业文明的不二法门和政治保障。】1

国家竞争,一些国家胜利了,一些国家灭亡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五百年来的西方文明史。中世纪末期,经过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帝国灭亡、蒙古铁骑扫荡和奥斯曼帝国崛起,以及在古罗马废墟上延续多年的封建贵族之间的战争洗涤,这个埃及和希腊文明发源地的地中海海域,忽然开始孕育出一种新型的高级社会“物种”——小型但高度组织起来的、以举国体制从事商业活动的、具备有效行政结构和灵活战争能力的城邦国家。这些微型国家以一种崭新的组织形式和商业资源攫取功能,抢占地中海通往东方的古老贸易通道和全球生产活动“食物链”的制高点,再次把触角伸向东亚这个世界财富的中心,从而拉开欧洲近现代史的序幕,展开一部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手段、以工商业资本积累为目的、以整个地球资源为舞台的新型竞争历史。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高速裂变的激烈竞争过程中,创造性毁灭的巨大压力使得国家形态、战争机动能力和商业模式迅速不断演化,小国不断灭亡,新的更具规模效应的中央集权式国家不断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控制而产生,逐渐导致国家争雄的战场由深深刺入地中海海域的意大利半岛,向连接大西洋和欧洲大陆的伊比利亚半岛,并沿开阔大西洋海岸向欧洲北部和东北腹地辐射,再兵分两路:一路向西横跨大西洋前往美洲大陆,一路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东进印度洋,从而完成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摆脱了伊斯兰世界对巴尔干半岛和整个古丝绸之路的军事和商业垄断。

由“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创造的陆地和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巨大的资源空间和辽阔的农业、渔业与畜牧业地域,继意大利多个城邦国家崛起之后,孕育了一批中大型的单一民族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佛兰德斯、比利时、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挪威、普鲁士、瑞典、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罗斯等。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一个吸收了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古希腊与伊斯兰天文、数学、航海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这一场欧亚“中原逐鹿”将在更高一个层次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上,再现东方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的历史画卷,将人类过去几千年孕育的陆上贸易通道推向占地球 70% 面积的更加广阔的海洋,并将这个古代贸易网络上商品与金银流动的方向逐渐扭转,从而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完成了使东方文明完全从属于西方的十字军远征。

图1 1910年英国爱德华七世葬礼上的九个欧洲国王(摄于1910年5月20日 )。当时没人知道4年以后他们会兵戎相见,以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科技规模化战争血洗欧洲和全世界,并拉开更加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这一切,都依赖于欧洲各国在几百年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所锤炼出来的强大军事能力和国家能力。

故事可以从40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时,有政治家预言这将是最后一场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随着现代化热兵器军事技术的升级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国家经济和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到了19世纪后半期,欧美列强纷纷完成工业化,成功复制了由英国率先开启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使得每一个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欧洲国家,都像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和“商品—能源”转化器,它既可以在一夜之间生产出蒙古铁骑和奥斯曼帝国10年所消耗的火药和大炮,也可以在1年之内生产出人类过去500年所生产的产品。以规模化大市场为基础的规模化大生产,使得欧洲各国对全球原材料与产品倾销市场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甚至为了一小块非洲不毛之地,都可以争得头破血流。2

图1照片摄于1910年5月,当时所有的欧洲王室云集在欧洲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伦敦,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葬礼。送葬者包括九名在位的欧洲国王,他们个个身着戎装,英姿焕发。这是欧洲有史以来如此多的国王们在一起拍摄的唯一一张照片。四年之后,他们之间将拉开一场自14—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以来最为血腥的相互屠杀。在战争中,图中的四个国王将被废黜,一个将被暗杀。

照片后排站立着的,从左到右分别是挪威国王哈康七世、保加利亚沙皇费迪南德、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德国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希腊国王乔治一世、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前排坐着的,从左到右分别是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

这张照片中有好几层家族亲缘关系。例如,丹麦国王(右下角)是挪威国王(左上角)的父亲;德国国王(后排右三)是英国国王(前排中)和挪威国王的妻子(即挪威女王莫德)的大堂兄;挪威女王莫德是英国国王的妹妹;而丹麦国王的妹妹亚历山德拉既是英国国王的母亲,也是挪威莫德女王的母亲,这意味着丹麦国王也是英国国王的叔叔。

换一个角度讲,刚去世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本人与在任的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君主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因此被尊称为“欧洲的大舅”。比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他的侄子;西班牙的维多利亚女王尤金尼亚、瑞典的公主玛格丽特、罗马尼亚的公主玛丽、希腊的索菲亚王储和俄罗斯的亚历山德拉皇后都是他的侄女;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既是他的亲侄子又是他的女婿;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和希腊乔治一世是他的亲兄弟;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以及葡萄牙国王查理一世和曼努埃尔二世都是他的(隔代)表兄弟;还有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王子的孙子,也是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国威廉二世的第一代堂兄。

这场隆重葬礼是这些欧洲君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后一次见面。这场战争充分展现了欧洲自哥伦布大航海以来,尤其是1800年以来通过暴力和工业革命做积累的全部军事化才智、国家能力和工业技术,它也将终结欧洲大部分国家过去400年来为本国工业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君主制,并通过战争以后才普遍实现的议会选举制度,为紧接着的下一场更加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国家行政和组织上的准备。

想象一下,在这次会面中,所有参与葬礼的人或许都意识到一场世界级的恶战即将来临,而且知道这场战争将在他们之间展开。因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披上戎装,欣然前往这场欧洲版的超级“鸿门宴”,犹如“扬眉剑出鞘”之前最后的礼貌一躬。

看着这张照片的确让人浮想联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催生欧洲资本主义大生产竞争模式背后的国家意志的逻辑演化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之前一系列战争所孕育的国家荣誉感和“公民责任感”的一种自然延伸?

早在战争爆发277年前的1637年,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朱尔多•阿尔德尼就在一本欧洲出版的小册子中报道说,他的中国朋友经常问他一个关于欧洲的政治问题 :“如果欧洲有这么多国王,你们怎么能避免战争呢?”这位传教士(或出于天真或出于不诚实)回答说:“欧洲的国王都是通过婚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各个国家间彼此可以和谐相处。即使万一发生战争,教皇就会介入,派使节出去警告交战各方停止战争。”言下之意是欧洲虽然不像中国实现了大统一,而是国家林立,但鲜有发生战争。3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谎言(或无知)。比如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15世纪欧洲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平均每次战争的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尤其是1700年之后,由于热兵器的极大改进,欧洲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越来越强,每次战争死伤的人数越来越多,一直到1900年后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和科技水平达到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被西方媒体和教科书描述为一场“兄弟间”意外的灾难。4但对于当年生活在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全世界殖民地人民来说,由这场战争带来的巨大恐怖绝不是哥伦布大航海以来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场世界大战由于对于人力物力的巨大需求,把世界上几乎所有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和宗主国国土上的“劣等”民族都卷了进去。种族主义者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9月曾以鄙视的口吻表达他对落后民族的看法:“在西部战线上,那里有一群非洲和亚洲野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盗贼和笨蛋。”韦伯指的是当时数百万被征召入伍来帮助英法联军打击德国及其盟军的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和越南人。5

面对如此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人手短缺,英国招募了多达140万印度士兵,法国从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招募了近50万雇佣军,包括14万中国人,美国则招募了近40万本土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正是工业革命以来频繁的规模化战争,欧洲白人种族主义者将眼里的各个“劣等”民族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卷入了自己的生活。

这场战争总共造成3000多万人伤亡,仅法国和德国就分别伤亡140万和200万,分别占当时两个国家男性人口的7%和6%、男性青壮年人口的14%和12%。由于战争中大批量青壮年男性死亡而降低的新生人口在法国高达140万,在德国高达320万。6因此,由于战争而“自然消失和衰减”的年轻人口(男性为主)在法国为280万,德国为520万,这造成欧洲国家在战后长期出现极其严重的男性劳动力短缺现象。

这场战争是欧洲500年近代史上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最血腥的战争。白人阵亡将士的墓地遍及欧洲最偏远村庄和山坡。在许多西方出版、拍摄的书籍和电影中,战前一百年的岁月似乎是欧洲繁荣和满足的时代,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napg.net/,杰克-辛普森而1913年夏天则是最后的黄金夏季。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恰好是欧洲数百年的重商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战争登峰造极的结果。

也就是说,欧洲为这场战争已经足足准备和反复“演练”了400多年。事实上,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西方文明史,是一部以国家为单位、以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财富积累和市场扩张为目的、以战争和武装贸易为手段的“丛林竞争”史。这场延续400多年的工商业竞争史,一直是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研发和使用为背景的。这场史诗级的国家争雄和创造性毁灭运动,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连环爆发式突破,并将欧洲原来的400多个城邦国家和封建王朝荡涤成二三十个强悍国家,其中的每一个都比缺乏现代国家组织构建和军事技术的21世纪非洲国家和19世纪的大清王朝精干强大。而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战争动员能力和重商主义意识形态恰好是所有欧洲国家当年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前提和保障。

只有回归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历史视角,才能正确探讨欧洲国民财富起源的秘密,才能正确理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率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东方的原因,才能正确认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演化的客观规律,从而才能线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伟大意义。对于这个古老东方文明和农业帝国而言,重要的是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如何在学习及借鉴西方近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时不至于让服从“丛林法则”和“赢者通吃”的西方政治与资本利益集团对其进行“化学式分解”,以及如何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实现自己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